民国二十三年
苏晚的车停在堤岸上，引擎没熄，暖风从出风口灌进来，带着一股干燥的塑料味。我坐在副驾驶，湿透的衣服贴在座椅套上，渗出一圈深色的水渍。
车窗外，河面在黎明前最暗的那段时间里变成了一整块黑铁。没有雾，没有波纹，连对岸码头的灯火都灭了。河水像死了一样平静。
但我知道它没死。河底有石室，石室里有裂缝，裂缝后面关着三百多个等了两百年的声音。还有一只手，握过我的那只，指腹上的茧子粗得像砂纸。
口袋里的铜扣子硌着我的大腿。我把它掏出来，摊在掌心。手电熄了之后只有仪表盘的微光，铜扣子上的「陈记」两个字看不太清，但背面的那个字，我用拇指摸了一遍又一遍。
回。
「先说清楚。」苏晚的声音打破了沉默。她没看我，盯着前方的挡风玻璃，双手搭在方向盘上，指节微微泛白，「你爷爷叫陈德海，民国二十三年入河。出来之后改了名字，娶了你奶奶，生了你爹。你爹十六岁那年，他又回去了。」
「嗯。」
「那你爹叫什么？」
我愣了一下。这个问题简单得过分，但我想了三秒钟才回答上来。不是因为忘了，是因为这个名字在我的生活里出现得太少了。
「陈长生。」我说。
苏晚偏头看了我一眼。仪表盘的绿光映在她脸上，她的表情没什么变化，但眼神里多了一层东西——不是惊讶，是确认。
「长生。」她重复了一遍，语气平淡得像在念一份证物清单，「你爷爷在河底待了六十年，出来之后给儿子取了这个名字。」
我没接话。车窗外的天色慢慢亮了一线，蟹壳青从东边的地平线渗过来，把河面从黑铁染成了铅灰。
苏晚从副驾驶的手套箱里抽出一个牛皮纸信封，拆开，倒出一沓复印件。纸上的字迹是打印的，但边缘有手写的批注，笔迹潦草，是苏晚的。
「昨晚你下去的时候，我让老周帮忙查了。」她把复印件递过来，手指点在最上面一张，「陈记船厂，注册时间是民国二十年，也就是1931年。法人代表——陈德海。」
我接过复印件，借着晨光看。纸上的信息不多，只有寥寥几行：船厂地址在古镇东岸的老码头，主营打捞和修船，雇工十二人。注册资本的数字模糊得看不清，但旁边苏晚用红笔圈了一行备注——
「实际控制人疑为沉渊组织外围成员。」
沉渊。
这两个字像一根针扎进了太阳穴。我盯着那行批注看了很久，纸面上的油墨味混着车里的暖风，冲得我嗓子发干。
「你确定？」我问。
「不确定。」苏晚把车挂上挡，慢慢往堤岸外倒，「但时间对得上。沉渊最早的活动记录就是民国初年，专门接将死之人的委托。陈记船厂开在老码头，做的是打捞生意——捞上来的不只是尸体，还有委托。」
我靠在座椅上，后脑勺抵着头枕，盯着车顶的灰色绒布。脑子里像被搅了一棍子的淤泥，浑浊得什么都看不清。
父亲——陈长生——他活着的时候从来没提过船厂。他只说过一句话，在我十二岁那年，我问他为什么我们家的人都跟河过不去。他蹲在门槛上，铜烟杆磕在鞋底上，磕出一小簇火星。
「不是跟河过不去。」他说，「是河选的人，躲不掉。」
当时我以为他在说捞尸这行当。现在想想，他说的是另一回事。
「陈记船厂什么时候关的？」我问。
「民国二十三年。」苏晚说。
我转头看她。
「注册是民国二十年，关张是民国二十三年。」苏晚的语气像在念结案报告，「三年。开了三年就关了。关张的原因写的是——」她顿了一下，翻到复印件的最后一页，「'东岸码头大火，烧毁船坞三座，伤七人，失踪一人。失踪者：陈德海，男，年二十八。'」
二十八岁。
我爷爷走进河底的那一年，二十八岁。比我现在大两岁。
「失踪。」我把这两个字在嘴里嚼了一遍，嚼出一股铁锈味，「不是死了，是失踪。」
「对。」苏晚把车拐上了省道，路面坑洼，车身颠了一下，「官方记录是失踪。但我查了当年的报纸——古镇只有一份小报，叫《沅水旬报》，民国二十三年八月刊，第四版右下角，有一条豆腐干大小的消息。」
她从牛皮纸信封里又抽出一张复印件，这张纸更旧，边缘发黄，上面是竖排的繁体字。我辨认了几秒，才读出来——
「'东岸陈记船厂于昨夜起火，火势甚烈，延烧三座船坞。据传船主陈德海于火中失踪，有目击者称见其于火起前独自走向河边，衣衫整齐，神态自若。消防队赶到时火已灭，河面无踪。'」
衣衫整齐，神态自若。
不是被火烧死的，不是被推下河的。是自己走过去的。和石碑上刻的那个字一样——「入」。
「他知道自己要进去。」我说。
「不止知道。」苏晚把车速降下来，省道两旁的白杨树在晨光里投下长长的影子，一道一道地从车窗上扫过去，「他准备了三年。船厂不是做生意的，是做门面的。陈德海用三年的时间，以船厂的名义，在老码头下面修了那条石阶。」
石阶。十七级。通向河底的石室。
「那三百多个名字——」
「不全是他刻的。」苏晚打断我，「石壁上的名字跨越了从民国二十三年到九十年代初，将近六十年。你爷爷刻了第一批，你爹——或者说你爹接手之后——刻了后面的。」
我沉默了。车窗外传来远处早市的声音，有人在吆喝卖鱼，铁盆里的水哗啦哗啦地响。
「所以陈长生也知道。」我说，「他知道自己爹在河底，他也知道那个石室。他十六岁那年下去过，刻了'陈默，别下去'，又刻了'替我'。」
「对。」
「替他做什么？」
苏晚没有立刻回答。她把车停在路边一个早餐摊前面，摇下车窗，晨风灌进来，带着油条和豆浆的热气。摊主是个五十多岁的女人，围着油腻的围裙，正在往油锅里下剂子。
「两根油条，一碗豆浆。」苏晚对摊主说，然后转头看我，「你饿不饿？」
我摇头。
「吃。」她的语气没有商量的余地。
我没再说什么。苏晚付了钱，把油条和豆浆递给我。油条烫得指尖发疼，豆浆的热气糊在脸上，我咬了一口，满嘴的油和盐。胃里空了太久，第一口食物下去的时候，整个腹腔像被热水浇了一遍，酸得发抖。
苏晚把复印件收好，发动车子，一边喝豆浆一边说：「你爹十六岁下去，又上来了。他在河底看到了什么，我们不知道。但他上来之后做了两件事——第一，娶了你妈；第二，生了你。」
「然后呢？」
「然后他等你长到十六岁。」苏晚把空豆浆杯丢进车门边的储物格，「等你十六岁那年，他也下去了。再没上来。」
油条在嘴里变得索然无味。我把它放在仪表盘上，盯着挡风玻璃外面。省道两旁的景色从白杨树变成了居民楼，古镇的轮廓在远处慢慢浮现，灰墙黛瓦，像一幅褪了色的水墨画。
「陈家每一代都有一个要下去。」我重复苏晚昨晚在河边说过的话。
「对。」
「为什么？」
苏晚沉默了很长时间。车子拐进古镇的巷子，轮胎碾过青石板，发出咯噔咯噔的声响。巷子很窄，两侧的墙壁几乎要刮到后视镜。
「你翻过铜扣子。」她说。
「翻过。」
「背面的那个字——回。」苏晚把车停在巷子尽头的一棵老槐树下，熄了火，「你爷爷刻的。他在河底待了六十年，出来之后第一件事，是在扣子上刻了一个'回'字。」
「回什么？」
苏晚看着我。晨光从挡风玻璃外面照进来，她的脸在光线里显得格外干净，下颌线绷得很紧。
「两种可能。」她竖起两根手指，「第一，他想回去。六十年不够，还有没做完的事，所以他出来娶妻生子，把儿子养到十六岁，然后回去继续做。」
「第二呢？」
苏晚的第二根手指顿了一下，然后慢慢放下来。
「第二，」她的声音压得很低，低到几乎被引擎冷却的滴答声盖过去，「他想让陈家的人回来。不是他回去——是你们。每一代，一个。下去，替他。」
车里安静了。仪表盘上的时钟跳了一格，六点十四分。巷子外面传来早起的老人的咳嗽声，和竹扫帚扫地的沙沙声。
我低头看着手心里的铜扣子。「回」字的笔画很深，刻的时候用了力，铜屑翻起来，在字槽里留下一道道细小的毛刺。我用拇指顺着笔画摸过去，每一个转折都硌得指尖发疼。
「还有一件事。」苏晚打开车门，清晨的冷空气涌进来，冲散了车里残留的暖意，「你爷爷的船厂——陈记——注册地址在老码头。但老码头在九十年代拆迁了，原址现在是古镇水产市场。」
她顿了一下，回头看我。
「水产市场的地下二层，有一间封了很久的仓库。钥匙在市场管理处的铁皮柜里，编号007。」
「你怎么知道？」
「老周说的。」苏晚下了车，站在巷子里，晨光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，「他说你爹活着的时候，每个月都去水产市场，固定日期，固定时间，从不带人。管理处的人以为他是来进货的，但他每次去都直奔地下二层，待一两个小时就出来。」
我攥紧了铜扣子。指甲掐进掌心，疼得发麻。
父亲活着的时候，每个月有几天会消失一两个小时。母亲从不问去哪，我也从不问。我们家的规矩就是这样——不问。不问河里捞上来的是什么，不问父亲身上的淤泥味从哪来，不问他为什么有时候半夜坐在河边，对着水面抽烟，一坐就是一整夜。
不问。
陈家的规矩就是不问。
「走吧。」苏晚把车门关上，站在巷子里等我，「去水产市场。」
我推开车门，脚踩在青石板上，冰凉从脚底一直窜到膝盖。河底的水压还残留在骨缝里，每走一步都像有东西在往下拽。
口袋里的铜扣子贴着大腿，那个「回」字像一枚烧红的烙印，隔着布料往皮肤里渗。
我抬头看了一眼巷子尽头。古镇的天空在清晨是一种很淡的灰蓝色，像洗过太多次的旧棉布。远处河面的方向，隐约有一层薄雾在慢慢散开。
水产市场还没开门。铁卷帘门拉得严严实实，门缝里透出一股鱼腥味，浓得呛人。
苏晚走到管理处的侧门前，敲了三下。门开了，一个穿保安制服的中年男人探出头来，睡眼惺忪。
「找谁？」
苏晚掏出证件，在他面前晃了一下。男人看清证件上的字，眼睛立刻睁大了，连连点头，侧身让出一条路。
「007号柜。」苏晚说，「现在就要。」
保安一路小跑着去开铁皮柜。我跟在苏晚后面，穿过管理处狭窄的走廊，走廊两侧贴满了告示和通知，纸张泛黄卷边，最早的一张可以追溯到八十年代。
铁皮柜在走廊尽头，灰色的，和其他柜子一模一样。但编号牌上「007」三个数字被换过——新铜牌的螺丝孔和旧螺丝孔对不上，说明这个柜子被人动过不止一次。
保安哆哆嗦嗦地打开柜门。里面只有一样东西。
一个铁盒子。巴掌大，锈迹斑斑，上面用白漆写了两个字——
陈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