出殡那天早上下了点小雨。

不是大雨，就是那种若有若无的毛毛雨，落在脸上像有人拿湿手指头点了一下。刘婶说这是老天爷在哭，我说嗯。刘婶说你怎么什么都嗯，你爷爷走了你也不哭两声。我说哭不出来。

这不是假话。我确实哭不出来。不是不想哭，是觉得爷爷还在。铺子里到处都是他的痕迹——算盘上磨得发亮的珠子，缝纫机踏板上的鞋印，作坊角落里那把坐了三十年的藤椅。这些东西比眼泪实在。

棺材是爷爷十年前自己选的。柏木的，没上漆，纹理清晰得像指纹。他当时跟我说，好木头不用漆，漆是给烂木头遮丑的。我说那你给自己挑这么好的棺材干嘛。他说人这辈子最后睡的一张床，总得睡得舒服。

八个人抬棺。都是巷子里的老住户，王叔、老马、张屠户、卖豆腐的胖嫂她男人，凑了八个。我走在最前面，捧着遗像。遗像上的爷爷笑眯眯的，是前年春节在门口拍的，穿着他那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。

队伍从青石巷出发，往城东的火葬场走。雨不大，但路滑，抬棺的人走得慢。巷子两边站满了人，有些跟着走了一段，有些就站在门口看着。

我注意到那几个陌生人又来了。

还是站在巷子拐角的位置。这次是四个人，三男一女，穿得都很素净。不是那种来吊唁的素净，是那种刻意低调的素净——衣服颜色不重不轻，站在人群里不显眼，但你知道他们跟别人不一样。

戴金丝眼镜的中年男人站在最外面，双手交叠在身前，像是在等公交车。他没有看我，目光落在棺材上，嘴唇微微动了一下，像是在默念什么。

他旁边站着一个穿灰色风衣的女人，四十岁上下，头发剪得很短，耳朵上戴着一副极小的银色耳钉。她一直低着头，看自己的鞋尖。

另外两个男人站在后面，其中一个很高，肩膀很宽，穿着一件深色夹克，双手插在口袋里。另一个矮一些，戴着一顶鸭舌帽，帽檐压得很低，几乎遮住了半张脸。

他们没有随礼。刘婶管礼单，我后来问过她，她说没有这几个人的名字。

「可能是你爷爷以前的朋友吧，从外地来的。」刘婶一边翻礼单一边说，「你爷爷认识的人多，有些老交情你不一定知道。」

我没追问。但我知道爷爷没什么朋友。他在青石巷住了三十年，来往的人两只手数得过来。

火葬场那边一切正常。手续是提前办好的，爷爷自己办的——他两年前就把所有的后事都安排好了，连骨灰盒都买好了，放在铺子后面的架子上。我当时说他，他说人死灯灭，别折腾了，活着的时候把事办完，走了才不给人添麻烦。

烧完之后我把骨灰盒抱回了铺子，放在作坊的架子上，跟那几匹布料挨着。爷爷要是知道，大概会说放这儿好，布料软，不硌。

那天晚上我没有睡。

不是失眠，是有事要做。

我把暗格里的账本拿了出来，坐在作坊的缝纫机旁边，就着台灯一页一页地翻。

账本比我想象的厚。前面大概三分之一是正常的收支，从一九八零年记到一九九零年左右，字迹工工整整，每一笔都清清楚楚。但到了一九九零年之后，记录开始变得奇怪。

先是出现了一些缩写。比如「马。三。转。」或者「林。七。断。」人名只有一个姓，后面跟着数字和一个字。数字可能是天数，但那个字我不认识——不是生僻字，是常见的字，但放在这个语境里完全读不通。

「转」。转什么？

「断」。断什么？

「回头」。回头是什么意思？

我把这些奇怪的记录按时间顺序抄在一张白纸上。从一九九零年到二零零五年，一共记了四十七条。频率不高，平均一年两三条，但每一条的格式都一样：日期、姓氏、数字、一个字。

四十七条，四十七个姓氏。有些姓氏重复出现过，比如「周」出现了三次，「宋」出现了两次，「赵」出现了四次。

我盯着这些记录看了很久，忽然发现一个规律。

每一条记录的日期，都是农历的特定日子——初一、十五、廿三。没有例外。四十七条记录，全部落在农历这三个日期上。

这不是巧合。

我继续翻，翻到账本的后半部分。后半部分的记录又变了，不再是那种缩写格式，而是长段的叙述。字迹也变了，不再是爷爷那种工整的楷体，而是潦草的行书，有些字几乎认不出来。

第一段写的是：「今日宋来，面色不佳，言怀安旧事，似有悔意。余劝其止，不听。阴路已通，不可复断。」

第二段：「周家小女夭折，非余之过。然心不安。续命之术，取一命续一命，天道不容。余已决心封棺，从此不问此事。」

第三段只有一句话：「怀安不死，我心难安。」

我反复看了这三段话好几遍。「续命之术」「取一命续一命」「阴路已通」——这些词组合在一起，指向一个我不愿意相信的方向。

但我没有多想。或者说，我不敢多想。

我把账本翻到被撕掉的那一页附近。撕痕前面一条记录是：「一九九八年，农历八月十五，宋。十五日。活。」

后面一条是：「一九九九年，农历四月初一，周。五日。散。」

中间被撕掉的那一页，时间应该在一九九八年八月到一九九九年四月之间。而铅笔痕迹留下的最后一个字是「安」。

宋怀安。

这个名字在账本里出现过不止一次。前面那段叙述里也提到了——「言怀安旧事，似有悔意」。「怀安不死，我心难安」。

我合上账本，靠在椅背上。作坊里很安静，只有老式台灯的电流声，嗡嗡嗡的，像一只困在灯罩里的苍蝇。

窗外有风。不是夏末该有的风，凉得有些突兀。风从半开的窗户灌进来，把作坊角落里的一匹白布吹得鼓了起来，像一个人站在那里。

我盯着那匹白布看了几秒钟，它又瘪了下去。

是风。只是风。

我把账本重新放回暗格，但没有放钥匙。铜钥匙被我攥在手里，齿硌着掌心，有点疼。这种疼让我觉得踏实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去巷口买豆浆。

周阿姨的早餐摊还在老位置。她每天早上五点半出摊，卖豆浆、油条和茶叶蛋。我从小喝她家的豆浆长大，爷爷活着的时候每天早上都让我去买一碗甜的一碗咸的，他自己喝甜的。

「小陈来了。」周阿姨笑着递过来一碗豆浆，「今天还是甜的？」

「嗯。」

「你爷爷的事……唉，节哀啊。」周阿姨擦了擦手，从围裙口袋里掏出十块钱往我手里塞，「这钱你拿着，给爷爷买点纸钱烧。」

我推回去：「不用，周阿姨。」

「拿着拿着，你跟我客气什么。」她硬塞到我手里，然后转身去炸油条了。

我端着豆浆往回走，路过巷子拐角的时候停了一下。

昨天那几个陌生人站的位置，地上有几个烟头。我蹲下来看了看，烟头是白色的，没有过滤嘴，不是市面上常见的那种。烟灰散在地上，被昨天的雨打湿了，变成一摊灰色的泥。

我数了数，七个烟头。四个人，七个烟头，说明他们在这里站了不短的时间。

站起来的时候，我看见对面的墙上有人用粉笔画了一个符号。符号很简单，一个圆圈，中间一条竖线，竖线顶端分了个叉。

像是随手画的，也可能是小孩子涂鸦。但粉笔是白色的，跟那些没有过滤嘴的烟头一样——太刻意了。

我掏出手机拍了一张照片，然后用手把符号擦掉了。粉笔灰沾在手指上，有点凉。

回到铺子之后，我把豆浆放在柜台上，打开手机看那张照片。放大了看，那个符号还是没什么头绪。圆圈加竖线加叉，像一棵树，又像一个简笔画的人。

我把手机放下，目光落在柜台下面的暗格上。

木板盖得好好的，看不出动过的痕迹。但我总觉得那本账本里的东西正在往外渗，像水渍一样，透过木板，透过柜台，一直渗到铺子的每一寸空气里。

下午的时候刘婶来送饭。她炖了排骨汤，装在一个不锈钢饭盒里，还热着。

「吃吧吃吧，你这几天都没好好吃饭。」刘婶把饭盒放在折叠桌上，又从兜里掏出几个橘子，「对了，我问你个事。」

「嗯。」

「你爷爷以前有没有一个姓宋的朋友？」

我剥橘子的手顿了一下。「怎么突然问这个？」

「我今天早上在菜市场碰见老马，老马说你爷爷葬礼那天，有个姓宋的中年人来过，在巷子口站了很久，后来又走了。老马说他以前好像见过这个人，好几年前也来过一次，也是站在巷子口，没进来。」

我慢慢把橘子皮剥完，掰了一瓣放进嘴里。酸。

「没听说过。」我点点头。

刘婶看了我一眼，大概觉得我回答得太快了，但她没追问。她拍拍我的肩膀说，有事找她，然后走了。

铺子里又剩我一个人。

排骨汤喝了一半，我不饿了。我把饭盒盖上，走到铺子门口，把卷帘门拉下来。

没有开灯。铺子暗下来，樟脑丸的味道在黑暗中变得更浓了。我站在柜台后面，手伸进暗格，摸到了那本账本的封皮。

发黄的纸，粗糙的纹理，像老人的皮肤。

我没有拿出来。只是摸了摸。

然后我闻到了那个味道。旧木头泡在水里的气息，从铺子后面传来，比昨晚更浓。

我转身看向作坊的方向。黑暗中什么也看不见，但我总觉得那匹白布又鼓了起来。

这次我没有去看。

我把手从暗格里抽出来，上楼了。折叠床很硬，枕头是爷爷用过的，还残留着一点樟脑丸的味道。我闭上眼，脑子里全是那四十七个姓氏。

四十七个人。四十七条记录。四十七个农历初一或者十五或者廿三。

他们是谁？

那些数字是什么意思？

「宋。十五日。活。」——活是什么意思？活下来了？还是……活着？

我翻了个身，把脸埋进枕头里。樟脑丸的味道涌进鼻腔，呛得我眼睛有点酸。

不是哭。是被呛的。

窗外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下雨了。雨点打在瓦片上，噼里啪啦的，像有人在敲门。

我没有去开窗，也没有去看。只是把被子拉过头顶，在樟脑丸的味道里，等着天亮。